2021年2月，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指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这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指针。

两个决议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产生在全民族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5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则是在改革开放初的1981年。由于工作关系，对前者我可以说是亲闻者，对后者则是亲历者。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本文讲讲两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情况、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为党的百年华诞献上微薄之礼。

一、1945年“历史决议”的制定和毛泽东的决定性作用

1945年“历史决议”的正式名称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在1944年5月的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开始起草的，历经15个月，到1945年8月9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前的一个星期）七届一中全会上才最后通过形成正式文件，成为百年党史的第一个“历史决议”。

1.为什么要制定1945年“历史决议”

制定第一个“历史决议”，与此前的延安整风运动有密切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我们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两化”就是百年党史最早的“凡是”，使党领导的革命遭受1927年大革命运动的失败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是这“两化”的集中代表，统治中央达四年之久。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虽然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根本改变了党的军事路线，但思想路线上以王明为代表的“两化”倾向直至抗日战争前期并没有完全改变，并且从过去的“左”倾又转向了右倾。皖南事变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与受王明右倾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为了克服以“两化”为特征的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夺取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战争中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经过三年理论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空前地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党的历史情况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地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为了巩固这一成果，迎接党的七大召开，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最后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谓整风运动的理论结晶。

2．1945年“历史决议”的起草和毛泽东的决定性作用

整风运动首先在中央领导层进行。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开了中央领导整风的大幕。为了弄清历史问题，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错误的委员会。在此期间，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对那个时期的中央领导路线作了初步结论。这个文献史称“历史草案”，讲了16个问题，近两万字。这是后来“历史决议”的初始基础。

1943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地检讨党的历史问题，广大高级干部认清了路线是非，党中央将重新起草历史决议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1944年5月中旬，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为召集人。5月下旬，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其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党的七大召开作进一步准备。参加这次全会的有30人左右，开了11个月，其时间之长创造了百年党史的中央全会之最。会议期间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历史决议草案的修改量随之加大。在任弼时之后，胡乔木、张闻天先后参与直接修改。1945年春，毛泽东在上述手稿上又修改了7次。根据党中央意见，七中全会对决议稿原则通过。

党的七大没有讨论历史决议。党的七大开了近50天，集中精力讨论党的政治路线，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反复修改后，于1945年8月上旬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

新中国成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致信中央政治局提出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王明、博古的名字。中央同意后，“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1954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最重要的修改是，将凡有“毛泽东思想”用语之处一律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当时认为，马恩列斯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不能平起平坐；再就是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提法不感兴趣，他们的报刊在发表我们党的文献中凡是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一律删掉。为了中苏团结大局，“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统统改了，并且直到党的八大都不提毛泽东思想。目前的“历史决议”版本，坚持了毛泽东修改过的定本，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变化恢复七届一中全会的版本。但是，这不影响我们重新恢复讲毛泽东思想和坚持毛泽东思想。

二、1981年“历史决议”的制定和邓小平的决定性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转折后，怎样看待30年来的重大历史问题，成为党内和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历史被严重歪曲了，需要拨乱反正。只有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内乱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功过是非作出正确评价，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才能团结起来，同心同德搞“四化”建设。

在叶剑英国庆讲话后的10月下旬，中央决定成立起草小组，着手准备“历史决议”。

1.“历史决议”的起草和定稿过程

“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是在1979年10月30日成立的。这个小组对“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的，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由胡乔木具体负责。起草小组从1979年10月一直工作到1981年7月。

“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是这样：1980年3月形成四五千字的上送提纲。邓小平不太满意，提出了三条指导方针：一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公正评价，涉及对刘少奇、彭德怀等要平反。三是对过去的事作个总结，概括重要的历史经验，指导向前看。根据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形成的工作过程稿共有7稿，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几稿：

一是1980年9月广泛征求意见稿。1980年6月形成初稿，邓小平还是不满意，认为平铺直叙，冗长沉闷，不像个决议，特别是没有突出对毛泽东的评价。于是胡乔木亲自上手改写新稿。他逐字逐句琢磨修改，不少段落推翻重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部分，基本上是他改成的。这一稿有5.2万字。邓小平基本认可，让广泛征求意见，于是提交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省市区还有大军区约4000人范围讨论。

二是根据4000人范围讨论的意见和邓小平的新指示，于1981年3月改出第三稿。邓小平看了大范围讨论的简报，提出：好的意见可以吸收，错误的意见要顶住。稿子太长，要压缩，关键还是要写好毛泽东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据此，改写出第三稿，由论文式变成了条文式，在52名老同志的小范围征求意见。

三是根据老同志特别是陈云的意见，加写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前领导革命的胜利，作为展开的前言，于1981年5月上旬形成第四稿。这个前言部分是胡绳写的，一气呵成。这一稿，使“历史决议”稿基本定型。这一稿2.8万字，以后的稿子基本上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

四是1981年5月下旬，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意见，修改成供六中全会讨论的第五稿。

6月，根据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意见和邓小平讲话的意见又形成第六稿，为3.5万字。这一稿采纳了在4000人范围讨论和这次预备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加写了对华国锋评论的一段话，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讨论，在六中全会上于1981年6月27日通过，在文字上有个别斟酌，形成最后的发表稿，是第七稿。它于7月1日公开发表。

2.邓小平是1981年“历史决议”的“总设计师”

“历史决议”历经20个月的文件起草，邓小平有10多次讲话和指示。他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对1981年“历史决议”的制定也起着“总设计师”的作用。

第一，“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提出的。前面讲了，他看到写作提纲后提出三条指导方针。他在此后的一些讲话中又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具体来说：一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是最核心的一条。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二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三条，一直是起草、修改和最后定稿的指导思想。

第二，“历史决议”的框架结构是邓小平设计的。他在看了提纲后于1980年4月提出对框架结构的初步设想，以后的讲话又陆续对框架结构作了补充。他说：第一个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再就是，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和纠正自己的错误。结语还要写一段我们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三，“历史决议”涉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的评价是邓小平认定的。“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后来“左”的思想的发展，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历史决议”客观地叙述了这些重大历史，具有“信史”价值。

第四，邓小平特别强调“历史决议”写毛泽东的历史定位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对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用要写好，对那些错误的意见要硬着头皮坚决顶住。这对“决议”的把关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地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不写好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毛泽东思想丢不得，这是一面旗帜，丢掉这个旗帜，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起草工作开始就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他还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第五，“历史决议”对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的把握，也是邓小平决断的。这主要有三个：一是不要再讲路线错误和路线斗争。他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用得不准确，很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还指出：对“文化大革命”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实际上，现在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概念的内涵。二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九大的召开，不能说是非法的。对于有的人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邓小平不赞成，指出：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四人帮”呢？三是对过去错误的责任，中央领导集体要多承担一些，不能说犯那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犯的。

邓小平是伟大的战略家、政治家。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和宏大宽广的政治眼光，始终坚持从政治高度、以大局意识来看待党的历史问题。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对“历史决议”的设计和把握是完全正确的。没有邓小平上述鲜明、坚定的政治决断和把握，“历史决议”不可能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拥护。邓小平使我们党和国家避免了重蹈苏联的覆辙。

三、两个“历史决议”的伟大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能成为百年大党、百年强党，两个“历史决议”功不在禹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个“历史决议”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的“命门”。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决不能忘记两个“历史决议”的伟大历史贡献。

1.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伟大贡献

第一个“历史决议”发表迄今76年了，它的历史光辉仍在。其伟大意义主要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百年党史上，第一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卓越贡献。它明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从而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第二，在百年党史上，第一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引中国革命胜利的指针。整风运动开展后，党的领导人纷纷撰文和发表讲话，不仅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路线，而且越来越趋向于定义其称谓了。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理论成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并且通过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在百年党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过去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地达到了思想的统一。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与毛泽东的政策主张相比较的分析，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说明了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开启了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先河。

第四，在百年党史上，第一次进行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没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办法，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树立了榜样。毛泽东说，“历史决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方针，没有讲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问题，没有讲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讲抗战以来的历史是非问题，目的是团结全党抗日救国。这些不讲，至多是缺点；讲得过分，讲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我们要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起到了这个作用，为团结全党同志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2.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伟大贡献

党的百年历史有两次最重要的伟大转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百年党史第二次伟大转折。1981年“历史决议”反映了这次历史转折的主要内容，推翻“文化大革命”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不实之词，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它也有四大历史贡献。

第一，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历史决议”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作了概述。这段话言简意赅，精准到位，与第一个“历史决议”一起奠定了尔后撰写党领导革命28年历史的基准。

1981年“历史决议”主要是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它既对这段历史作了总体评价，也对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有具体臧否。它指出：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并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成就作了概括，强调我们党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总体上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

1981年“历史决议”对“文革”前的17年历史作了深入分析。首先，对“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决议”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作了两方面分析。一方面，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在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错误发展起来，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

另一方面，在此期间，由于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仍然取得很大成就。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和采取果断措施，经济社会的状况得到恢复和发展，建立起了我们国家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重要思想，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制定的各项工作条例和具体政策，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各项事业发展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三是面对发生的经济严重困难，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既克服了遭受的严重困难，又顶住了外来巨大压力，在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各条战线涌现了一批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先进人物和优秀典型。四是培养了大批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不少人在改革开放以来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许多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的坚强中坚。

第二，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作了深刻分析。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了科学精准定位。“历史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它造成的“天下大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历程作了具体分析。“历史决议”将它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党的九大；第二段从党的九大到党的十大；第三段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

三是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作了深刻分析。首先，“历史决议”从思想理论方面指出：党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的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方法，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那时进行的“反修防修”，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内，把不同意见的争论当作路线斗争的表现，这就使党很难抵制那些“左”倾观点，从而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其次，从党的制度不健全和历史传统影响方面言，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主要领导人逐渐骄傲起来，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使得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滋长了个人崇拜现象。这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第三，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历史决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是明确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二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开来。“历史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观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这就解决了一个时期没法解决的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又要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难题，为坚持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正确方向。

三是对毛泽东思想重新定义。“历史决议”指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它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

四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了全面的科学概括。“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六加一”，构成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所谓“六”，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所谓“一”，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贯穿于上述六大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四，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作了深入分析，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并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重要概括。“历史决议”主要论述了这样几点：

一是高度评价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党的十一大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又使各项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二是概括论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就，高度评价了这次全会实现历史转折的伟大意义。“历史决议”指出：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使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很好形势。

三是“历史决议”在最后“结语”部分，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它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个思想在党的十三大得到全面论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四是“历史决议”在“结语”部分，还首次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重要概括。这个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愈益明晰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五是“历史决议”最后强调对我们党一定要有正确认识，从三个方面强调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二是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三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克服。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上述四大贡献，不仅使党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统一了认识，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发展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它的制定，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任务。

四、两个“历史决议”的重要时代价值

毛泽东对第一个“历史决议”有个评价，认为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也有个评价，认为“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历史过去了数十年，两个“历史决议”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迄今仍然是我们党正确把握历史、指导当前工作的指针。

1. 从历史认知维度看

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其所论述的那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绝大部分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认识那些问题的基本依据。比如，就重要会议言，认为党的六大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些都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论都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基本依据。比如，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一直受到很大争议，认为反右派斗争是“钓鱼”、整风是故意设下的圈套。笔者研究过这段历史，看到的档案资料，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能支撑这个观点。最初，党中央和毛泽东是真心实意发动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的。党的八大以后，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空气非常活跃。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洋溢着生动活泼的民主氛围。根据这个报告，党中央发布文件，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特别是民主党派要帮助共产党整风，改善党群关系。那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实是真心诚意，不存在什么“钓鱼”阴谋。但是，在5月开展整风运动过程中，一些党外人士，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提出不少十分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有的是建设性意见，但也有些意见是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非议。党内也有一些很尖锐的意见，涉及国家的根本制度。看到这些意见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静观事态发展，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到了5月中旬，才下决心改变原来的观点和部署，认为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右派要向共产党夺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不反击，便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因此，由整风到反右派斗争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并非“钓鱼”阴谋。

2. 从思想方法维度看

两个“历史决议”分析和评价建党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没有过时，时至今日仍然需要我们坚持和遵循。

从立场上讲，就是坚持人民大众立场。毛泽东谈到第一个“历史决议”说：这个决议是要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的，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就再现了党的25年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归根结底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显然，这是鲜明的人民大众立场。邓小平指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分析历史问题，也是坚持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他谈到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指出：我了解过普通群众的看法，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贫下中农通不过，广大干部也通不过。这说明，只有坚持“三通过”才行。“历史决议”坚持这个立场，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

从观点上讲，就是坚持唯物史观。马克思讲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我们党进行的革命斗争就是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自己翻身求解放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已成为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创造者。我们党和党的领导人进行的一切活动，也是为了这一伟大的事业。总结历史，首先应该把新中国的历史看成是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历史，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奋斗的历史，而不只是党的某个领导人的功过记录，更不应当把党的领导人同人民群众完全对立起来。只有站在国家主人翁立场上，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囿于因个人不幸遭遇所遗留的创伤来总结历史经验，才能不为纷繁错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紧紧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本质，客观地看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正是立足于人民群众是新中国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基本点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的。这样，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总结就得出了顺乎事理、合乎民心的结论。

再次，从方法论讲，就是坚持辩证法，对历史采取分析态度，辩证地看待历史曲折。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坚持认知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反对将历史直线化、简单化、极端化。列宁说：“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世界历史如此，中国革命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也是如此。这就要求分清主流和支流、全局和局部问题。对百年党史要如此看，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也要如此看。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尽管遭受了严重的曲折和挫折，但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总体而言，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的，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内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仍巍然屹立，这既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说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才使社会主义具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两个“历史决议”坚持历史的辩证法，对建党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全面的结论。

3. 从逻辑思辨维度看

马克思主义认识客观事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求坚持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高度统一。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复杂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达到真理性认识。这种思辨性思维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掌握。第一个“历史决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运用思辨性思维，通过与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相比较的分析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方面的内容和危害进行了深入剖析。

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运用思辨性思维，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历史作了深入剖析，提出了前述的四个重要区别，一是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二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区别开来；三是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作为时间概念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别开来；四是将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口号，同还要继续进行各方面的斗争和发扬革命精神区别开来。上述区别，使长期受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想影响而困扰人们的一些历史难题迎刃而解。这对于澄清模糊认识、消除疑虑，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具有重要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两个“历史决议”没有过时。它为我们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了活生生的样板。我们国家是个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我们党是个有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靠什么来对党的历史问题形成共识呢？那就是，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我们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坚持两个“历史决议”，在百年筚路蓝缕、创造辉煌的基础上，去开辟更加光辉的未来。

【作者单位：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年第4期，原文约25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