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eepankar Basu，马萨诸塞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院副教授

定量实证研究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据《资本论》第一卷记载，马克思采用纳税报告中的数据推断最高收入分配模式和营养数据，以了解工人阶级人口的状况。这一传统的研究方法，随着统计技术的改进和测量方法的提升，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得到传承和改进。本文中，作者依据个人的研究兴趣，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定量实证研究综述:(a)马克思主义国民经济核算的构建;(b)古典相对价格理论的分析;(c)概率政治经济学。

1、价值争议

两个多世纪以来，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价值”被定义为，以当前技术和平均劳动强度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时间总和。因此，商品的价值是用时间单位来衡量的，例如，小时。另一方面，“价格”指的是当所有行业的利润率都达到均衡时，在长期内会出现的价格集合。生产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是用货币单位来衡量的，例如美元。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意识到，相对价格和相对价值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且在很多情况下，两者并非完全一致。

1.1 李嘉图（Ricardo）、马克思与博尔特凯维奇(Bortkiewicz)

李嘉图认为，相对价格和相对价值这两种比率对于个别商品来说是大体相等的。马克思认为，利润率均一化和行业间不同的资本构成，必然会导致相对价格与个别商品的相对价值之间的偏差。因此，他在总体水平上定义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等价性。在他看来，利润率的均一化过程是由跨行业的资本流动驱动的，即从低利润率到高利润率。从长远来看，这一过程倾向于将经济趋势定义为这样一种状态：所有行业都有统一的利润率，商品以生产价格交换。然而由于各个行业的资本构成不同，这就意味着各个行业的价格和价值必然会相互背离。对马克思来说，统一利润率的出现，主要是在竞争压力下，对产业间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概念化的一种方式。他认为，在价值转化为价格的过程中，剩余价值和总价值都会被保留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了总价值-价格等价理论作为他劳动价值论的基石:总价值=总价格，总剩余价值=总利润。

对此读者可能产生这样的疑惑：当等式两边的数量用不同的单位来衡量时，马克思是宣称的总价值和总价相等，还能否成立呢？答案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三卷本中都隐含地使用了邓肯·福利所称的货币价值表达式(MEV)，或者后来的理论家所称的劳动时间货币表达(MELT)。MELT是相当于1小时社会劳动的货币量。使用MELT，马克思可以自由地在价值和价格之间移动，因此当他讨论价格-价值偏差时，两项都用相同的单位表示。

然而，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一出版，批评家就发现了马克思转化过程中的两个问题:投入的价格并没有改变，甚至产出的价格也没有改变，利润率却是按价值计算的。正如德国统计学家兼经济学家博尔特凯维奇在1907年所指出的，马克思的程序中有两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但如果对其进行更正，就不可能推导出马克思所坚持的总价值与价格的等价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背离马克思分析的第一步，即只有一种总价值-价格平等是成立的。

1.2 标准解释和斯拉法（Sraffa）批判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复苏，在弗朗西斯·西顿(Francis Seton)、置盐信雄（Okishio Nobuo）和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等人的著作中，重新定义了斯拉法投入产出框架中的问题，从而明确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使用价值基础和部门相互依赖。其贡献表明，在一般的循环资本模型中，相对价格和统一利润率可以严格地从技术和实际工资的相关数据中推导出来。但是，需要一个额外的“标准化条件”来推导绝对价格，而马克思的总价值-价格等式可以用于此目的。这是背离马克思分析的第二步:所有的总价值-价格相等都不能推导出来;相反，其中一个必须被假设为标准化条件。三人的劳动价值论框架，有时被称为标准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了基于斯拉法的批评，主要在于其关于冗余的论点。有了有关技术和实际工资的数据，就可以计算出统一的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因此，没有必要采用价值范畴。价值在概念上是多余的。

矛盾的是，以斯拉法为基础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极其有益的。在回应以斯拉法为基础的批判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自我更新。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可以辨别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分支，它们是作为对基于斯拉法的批评的回应而出现的。其中许多分支开辟了新的或延续了旧的学术工作和研究领域。这主要聚焦于五个方面。

1.3 马克思主义对斯拉法批判的回应

20世纪70年代，本·法因(Ben Fine)、劳伦斯·哈里斯(Laurence Harris)、西蒙·莫洪(Simon Mohun)等学者做出了第一个回应，他们强调李嘉图学派将价值理解为“具体劳动”和马克思学派将价值理解为“抽象劳动”之间的区别。虽然这一观点提出了有趣的理论问题，但据我所知，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具有定量实证工作的渐进研究项目。

第二种回应来自于上文“标准解释”框架内的基本马克思定理(FMT)。FMT证明当且仅当存在正剩余值时，可以产生正利润。由于它是一个“当且仅当”的主张，FMT是对基于斯拉法的批评的一个弱的回应。它表明，剩余价值对于利润是必要的，但同样，利润对于剩余价值也是必要的。此外，FMT没有导致任何实证研究。

第三种回应出现在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的著作中，他继续使用劳动价值论的标准解释。他的主要主张与李嘉图的相似:价值和价格在单个商品的水平上大致相等。在1984年的论文中，谢克提出了一个理论论点，证明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偏差“很小”，然后利用意大利和美国经济体的数据来证明他的观点在经验上是正确的。谢克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文献，我将在下面的“相对价格的经典理论”部分回顾这些文献。

第四种回应来自两位数学家法琼（Emmanuel Farjon）和马可诺（Mosh´e Machover）的工作，他们将概率方法引入了政治经济学。他们认为，大多数经济变量，如价格、利润率和工资，都是非退化的随机变量，每个变量都有自己的概率分布函数。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应以利润率的分配为特征，而不是单一的、统一的利润率。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基于斯拉法的批评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以统一的利润率作为长期均衡的特征;因此，其结论是无效的。除了对基于斯拉法的批评提出反驳外，二人还提出了利润率和价值价格偏差分配的实证理论。

对基于斯拉法的批判的最终回应来自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新解释(NI)，这是由邓肯·福利等在20世纪70年代末独立开发的。NI强调了马克思的理论，即价值价格等价只能在总体水平上概念化。但是，NI并没有试图追溯这种“等价”的源头。“货币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创新锚定了总量等价性，并创造了一个具有理论依据的和一致的框架。但NI并没有产生任何直接处理较低汇总水平上的价值-价格关系的工作。相反，坚持NI的研究人员使用一致的分析框架作为跳板，在其他领域进行实证研究，如盈利能力分析、有偏技术变化分析等。

2、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核算

马克思主义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估算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生产的总价值，以及它的组成部分，即固定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作者集中评论了谢克和托纳克的开创性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之前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的顶峰，也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探索。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持。但是，要使用传统国民核算的数据来估计马克思主义价值范畴，必须概念化和经验化两个重要的区别:(a)生产活动和非生产活动的区别;(b)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

2.1理论思考

为了理解第一个区别，我们可以把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活动分为两个相互排斥和穷尽的群体: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生产在净基础上创造了新的使用价值，但非生产在没有创造新财富的情况下消耗了财富。非生产活动又可以分为三个相互排斥和穷尽的类别:分配、社会维系和个人消费。分配涉及将货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或金额的所有权从一组经济主体转移到另一组经济主体的活动。社会维系是指一切以维护和再生产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活动。个人消费包括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维持和再生产的一切活动。

所有的经济学派都把生产和消费区分开来。此外，他们同意生产创造财富而消费消耗财富。新古典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区别在于对分配活动和社会维护活动的表征。对于新古典主义传统，这些活动被理解为生产，只要它们是可销售的，一些实体愿意为活动或由此产生的产品付费。马克思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分配和社会维持不应该被理解为生产；相反，它们应该被理解为社会消费。这是因为它们用完而不是创造新的使用价值。

新古典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再生产基本活动的不同分类在于，前者将个人消费与总消费是相连的，总生产是分配、社会维持和生产的总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分配和社会维持共同构成社会消费，社会消费和个人消费之和构成总消费。另一方面，总产出正好是生产本身。要理解第二个区别，即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我们首先会注意到，生产、分配和社会关系，可以分别涉及三种不同类型的劳动——为直接使用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为收入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为利润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认为，第一种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第二种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第三种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价值和剩余价值。基于这一认识，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将生产劳动定义为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所有其他劳动都被定义为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不能产生剩余价值。

2.2 实证操作化

马克思主义对美国经济的国民核算的实证操作依赖于三个数据来源:(a)基准年的投入产出(IO)表，(b)非基准年的国民收入和产品核算(NIPA)和(c)所有年份的劳工统计局(BLS)数据。

传统的IO表包含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两种行业间流动的综合信息。对于每个行业，它们提供了有关投入消耗和创造的附加值的信息，两者之和就是总产出。另外，它们提供关于任何工业的生产总值被使用的精确方式的资料，即作为某种工业的中间投入或作为最终用途。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核算建设的第一步是开始与IO发表的数据表,分类行业实施权力生产非生产活动之间的区别并添加所有行业的总产量在前一类到达估计产生的总价值。要做到这一点，研究者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哪些行业应该包括在生产部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记住IO表的一个特性。他们根据生产者的价格而不是购买者的价格来记录交易。因此，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两个步骤实现的。第一步，生产者把商品卖给批发商或零售商；第二步，批发商或零售商将其出售给最终用户。因此，生产和贸易活动的总产出之和提供了一个经济体中生产总值的估计值，更准确地说，生产部门包括三种行业:所有生产商品的行业，如农业、采矿、制造业等;所有生产性服务行业，如交通、娱乐、住宿、烹饪、医疗、教育、公用事业等;以及所有政府企业。另一方面，贸易部门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包括政府贸易企业，以及部分房地产部门——处理建筑、设备和汽车租赁的部分。

在谢克和托纳克之后，我们可以把生产和贸易部门称为“主要流动”部门，并注意到该部门的总产出是经济中生产的总价值。虽然行业主要流动领域的收入来自大宗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收入的所有其他产业采取地租形式,财务费用和费用,利息,各种类型的版税,保险费用和税收——带来的衍生品的主要流动在接下来的意义:它们要么是由主要资金流产生的资金流的再循环，要么是社会认可的部分主要资金流的循环，或者两者兼有。我们可以将所有其他行业合并为“再循环”，并注意到它们的“产出”不能算作创造新价值。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我们在计算总价值时计入了贸易部门的总产出，但我们在计算固定资本时却排除了贸易部门的物质投入和折旧。

3、相对价格的经典理论

标准解释研究中对价值-价格关系的实证分析的基本框架，源于以综合资本-劳动比率为中介的、相对价格和相对价值之间的理论关系。首先，在没有强加任何集合归一化条件的情况下，得到了结果。特别地，它在分析中没有强加马克思所认为的总和相等:总价格=总价值，总剩余价值=总利润。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这样一种说法，即价格和价值一定会彼此偏离，因为行业有机构成彼此差异很大。因此，即使各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存在很大差异，相对价格和相对价值也有可能“接近”彼此。

4、概率政治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是一个复杂而动荡的过程。他们坚实的资本竞争概念是通过资本流动理论而形成的。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个体资本即个体资本主义公司，不断受到压力，从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的行业，转移到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资本进入高利润行业，会增加行业产出，对价格和利润率造成下行压力;而资本退出低利润行业，会降低行业产出，推高价格和利润率。因此，资本流动的过程将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利润率在各个行业之间趋于均衡。有两种情况值得关注。其一，法琼和马可诺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流动的这种概率解释，并提出论据，推导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两个关键的利益变量的均衡分布。利润率和所谓的“具体价格”，即每单位具体劳动的价格。从这个框架得出的实证工作与检验实际观察到的利润率和特定价格是否具有理论论点所假定的分布有关。其二，法琼和马可诺分析的关键缺点是，二人使用了特殊论点来推导利润率的均衡分配。因此需要考虑均衡分布的模式，这种表述允许竞争过程分解为一个漂移函数和一个扩散函数，漂移函数表示所有公司的利润率均等化趋势，扩散函数表示公司层面的特殊力量。

作者以两个批判性的评论来结束对概率政治经济学的简要回顾。一是，将竞争看作是资本跨行业和部门流动的经典观点，似乎与行业层面利润率的分配有关，而不是企业层面的利润率。利润率趋于均衡的趋势，是在行业和部门层面而非公司层面上运行的。因此，在现有的对企业层面利润率分布的分析的基础上，对行业层面利润率分布的分析进行补充，是有意义的。二是，对资本主义竞争的概率方法似乎归结为以下几点:(a)确定最适合描述利润率的经验分配的理论分配函数;（b） 确定可施加在最大熵程序上的约束，以获得在前一步中确定为最大和分布的理论分布；以及（c）使用经济理论来验证最大熵结论上一步的计算方程。因此，经济推理的关键已完全落一个扩散函数的特定形式上。在这一点上，需要有更扎实的证据来说服研究者，从这种方法中获得了一些关于真实资本主义经济的新见解。

5、盈利能力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由资本积累逻辑驱动的系统。由于利润率是资本积累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围绕利润率分析展开，其中至少有两个分支。第一部分集中于我们可以称之为分解分析的东西，在分解分析中，利润率的短期或中期时间变化一方面被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发展，另一方面被适当定义的组成部分的运动所解释。推动这种盈利能力分析的关键实质性问题之一，是利润率与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之间的可能联系。第二个，也是最近的一个，斯特兰德分析了利润率的长期变动，并使用计量经济学分析，以实证的方式阐述了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倾向性下降的定律。

6、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增长、分配和技术变革理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框架，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增长、分配和技术变革模式。这类文献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在认真对待剑桥资本争议之后，它避免使用平滑生产函数。这是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的重要贡献，该框架是新古典主义框架的替代品。

这一替代框架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偏见的技术变革的重要性。有人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技术变革是有偏见的，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生产率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称增长。事实上，在一大群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劳动生产率一直在提高，尽管产出资本比已经下降。用宏观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这种技术变革模式的特点是劳动力节约和资本使用。有趣的是，它也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下技术变革过程的描述。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有偏见的技术变革模式之所以有趣，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劳动生产率上升和产出资本比下降的时期，MBTC的这种模式给利润率带来了下行压力，并可能引发一段危机。因此，MBTC可以成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MBTC提出了一个与技术变革的可行性有关的重要命题，即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企业是否会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这可以用来推导出与新古典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对应的收入分配的相互矛盾的可检验的含义。因此，MBTC可以用来在新古典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增长和分配理论之间进行检验。

7、结论

本文有选择性的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定量实证研究，强调了目前在这一传统中正在研究的一些有趣问题。当我们同时审视所有现有的方法时，确实会出现一些困惑和难题。作者在左后强调了其中两个有趣的问题，希望激起新一代研究人员的兴趣，并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仅仅讨论马克思“真正”的含义。当我们把第2节马克思主义的国民核算，和第3节经典的价格-价值偏差理论的结论放在一起思考时，第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就出现了。在第3节中回顾的文献表明，生产价格和价值大致相等。当我们将其与第2节所阐释的内容相联系时，会发现无论在合计水平还是分类水平，似乎国家的货币总量确实反映了国家的劳动价值。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这对国际收支不平等的交换有什么影响呢?这仅仅是国家纵向一体化的劳动-资本比率的差异吗?这对以国家间不平等交换概念为基础的帝国主义理论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难题出现在第3节(价格价值偏差的经典理论)与NI相关的讨论中。微观层面上的不平等交换是NI的核心观点。这是鲍莫尔（Baumol）首先提出的隐喻——所有资本都根据它们所剥削的劳动力，为世界剩余价值做出贡献，并根据它们的竞争优势从中汲取价值。影响剩余价值再分配的关键机制是价格机制，即市场价格对价值的偏离。对于净增值，这些偏差的总和必须为零，正如NI所强调的那样。如果部门的价格价值偏差也很小，就像第3节中回顾的经典价格价值偏差的文献一样，那么这就引发了一个难题。如何从流通过程的角度解释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收益?

出处：Basu, Deepankar. "Quant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 selective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31.5 (2017): 1359-1386.

编译：王晶/复旦大学

校对：唐昱茵/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