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生产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概念，目前已在健康、发展、教育、气候变化、工业生产和可持续性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广泛地寻求将研究人员与不同的社会行动者联系起来，以合作和迭代的方式产生知识、促进行动和社会变革。协作生产具有光明的前景，然而其含义和结果却是模糊不清的。与协作生产类似的概念多种多样，如协同治理、社会学习、协作设计、跨学科和参与式行动研究等，这些该概念本身不够清晰，目前的知识也缺乏对协作生产结果的系统性实证分析，这导致人们有可能把协作生产当成万能药来使用。

发表在《自然·可持续性》上的一项研究系统地绘制和分析了来自6大洲的32项旨在管理生态系统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协作生产案例，为认识协作生产的模式和结果提供了重要见解。

案例选取

图1 本研究选取的32项协作生产案例的地理分布

所有案例遵循信息导向，基于最大变异抽样的方法得到。这32个案例涉及到与生境退化、气候变化、野火和供应链相关的各种可持续性问题。所有的案例都促进了至少三个部门的合作，大多数案例中都有研究者、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行动者。案例总预算达1.2亿美元（中位数为50万美元），从为期18个月的短期项目到持续超过20年的长期项目都包含在内。领导团队通常由项目所在地的公民主导，此外，三分之二的项目至少由50%的女性领导。在一些案例中，研究人员发挥了次要作用；然而，在三分之二的案例中，研究人员对决策拥有相对较大的权力。大多数案例至少跨越了四个学科，如生态学、社会科学、艺术和工程。一些案例采用了更多的“现实主义”研究方法（即用于描述现实的方法，如水文建模），而其他案例则强调“相对主义”方法（即研究“现实”的方法，部分是社会构建的，如话语分析）。

可持续发展的六种协作生产模式

通过迭代定性分析和层次聚类分析，研究人员确定了六种协作生产模式：

图2 根据目的、权力、政治和路径的方法确定的六种协作生产模式

模式①

方案研究

在这里，科学家和决策者采用了更加“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如生态系统建模，产生了实用的科学知识，目的是影响政策和制定干预措施。

在科学家或决策者定义主题的相对权力方面，案例各不相同，但涉及行动者的社会多样性相对较低。这些项目产生的证据可以为具有环境动机的决策者提供方法上的信息支撑。这在制度环境中是最有效的，它支持行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更新关系、问题和方法，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

然而，这种方法在改变决策者的战略和优先事项方面不太有效，因为他们更容易接受有助于而不是反对其计划的知识。因此，这些项目强调缺乏知识是谋求改变的主要障碍。案例也难以支持紧急目标。赋予科学知识权力的努力有可能使其他行动者（和知识系统）的声音边缘化，这些行动者被排除在进程之外，但却受到建议的影响。

模式②

声音赋权

这些案例也是由跨学科的研究人员与社区、政府行动者一起领导，协作生产知识以解决生态系统管理和政策挑战。

与模式①不同的是，它们明确打算赋予相对边缘化的行动者权力，并扩大社会多样性，例如支持当地和原住民社区的倡议。案例为当地行动者创造了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并产生了科学，以对抗进一步加剧生态系统退化和社会不平等的更广泛的叙述。有几个案例通过发展尊重性的方式整合外部专业知识和扩展问题定义，在既不压制也不浪漫化当地观点之间谨慎地取得了平衡。

与模式①相比，这些案例强调过程，通过更积极地参与政策和管理环境，产生更大的影响。将过程学习和质量列为优先事项，满足能力需求，建立机构，逐步发展多尺度伙伴关系和活动，这些案例的成果得到了加强。然而，对产生和赋权特定知识形式的强烈强调限制了重构的可能性。这种知识也可能被高层决策者忽视，他们往往没有深入参与，阻碍了倡议的更广泛的预期社会公平性结果。

模式③

权力代理

这种模式是最小的，也是非常独特的。模式③的两个案例都让相对强大的行动者参与进来，以发展长期的创新制度来应对可持续性挑战。

与模式①和模式②相比，模式③的案例促进了围绕综合知识的对话，并采取了直接的政策和管理行动，而不是主要产生科学知识。这两个案例都同样侧重于重构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案，但方式截然不同。其中一个案例为国际CEO们和科学家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重新审视海洋可持续性问题的观点，从而制定治理解决方案。另一个案例采取集体行动修复了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将共同关注作为一条途径，在跨境冲突中建立信任，重塑两极关系。

鉴于身份和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很大，这些案例利用第三方中介和精心控制的参与来促进安全的对话空间。跟踪过程结果对于培养持续的用户粘性和在使用强大角色的语言和试图重构思维之间取得平衡至关重要。由于更强调科学/技术专业知识(而不是当地知识和关切)，这些案例有使现有权力关系合法化的风险。

模式④

权力重构

这些案例让相对边缘化和强大的行动者（例如，当地社区和全国性NGO和政府行动者）参与进来，以重塑技术官僚的叙述，并改变将社会问题边缘化的做法和政策。

与模式③一样，这些案例由研究人员和相对强大的实践者共同领导。然而，相反的是，研究人员明确寻求将权力从强势的行动者手中转移到边缘化的行动者身上，他们使用“相对主义”的批判性社会科学方法对这些行动者的观点进行探讨。因此，一些主流观点发生了重构。

然而，案例很难创造出“足够安全的空间”来做到这一点。这部分是由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跨越了多种文化、部门和身份，部分是由于他们强调生产知识（如模式①和②），而很少关注制度建设（与模式③不同）。这将权力的平衡转向了研究人员，他们面临的挑战是，既要保持对权力关系的批评，又要试图将权力让渡给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行动者，以促进实践。只有那些具有强大的现有制度根基或多标量网络的案例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策和实践。

模式⑤

差异导航

这种模式与模式①-④的区别在于，它更强调管理相互联系、学习和赋权的过程，而不是生产和传递关于人类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科学知识。

研究人员使用了更多的“相对主义”方法，但与模式④相比，他们拥有更少的权力。促进技术和边界对象被用来连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探索冲突和重构视角，同时允许新的制度、法规和实践出现。这些过程重视所有形式的专业知识，并有效地将等级制度降到最低，以便直接与不同权力的行动者接触。

这个模式展示了有希望的重构证据，例如，通过将固定的“利害关系”概念转变为更加动态的“利害关系”，将科学知识从主导地位转变为更加民主的地位。早期对重构的关注（而不是产生解决方案）使行动者能够驾驭冲突的身份，建立长期（平均八年）、互补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进程。这使得政策和管理取得了更好的成果。一些案例还通过学习网络将不同的地方协作生产努力联系起来。少数案例被不支持的高层行动者阻止，这凸显了管理这些风险和建立跨权力差异信任的重要性。

模式⑥

机构重塑

这些案例很少关注使用协作生产来解决预定义的问题，主要由具有高度相对主义设计和系统思维背景的研究人员领导，他们创造了安全的空间，以确定能够解决系统治理问题的集体形式的机构，如通过城市/转型实验室。

这些案例并不寻求赋予特定知识以权力，而是允许不同的知识形式得以表达。为了创造安全的空间，他们在当地的背景下让有环境动机的变革者参与进来，从而跨越了较少的冲突性身份和文化。他们还探索了与质疑权力和信仰有关的情感和心理焦虑。

尽管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但这些案例最有效地触发了重构，说明了创造没有明确解决方案议程的空间的价值。例如，在一个案例中，参与者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叙述和实践之间不协调，导致他们将重点从农业技术转移到促进社会团结上。这些案例还训练参与者在自己的工作中采用协作生产方法。这些案例在吸引有影响力的行动者方面最为艰难，并有可能造成回音室（即人们遇到的观点主要与自己的观点一致的空间）。

这项研究使人们能够共同地、批判性地审视协作生产实践的目的、驾驭权力和政治的方式以及可持续性途径背后的各种假设。这是一个启发性的方法，可以用来支持研究人员和实践者，综合考虑各项知识，做好风险权衡。考虑到在不同领域中类似的关于权力、影响和规模的协作生产挑战，该工具可以帮助促进在其他环境下的批判性反思，或者为进一步深入和更广泛的分析设计提供信息。

原文信息：

Chambers, J.M., Wyborn, C., Ryan, M.E. et al. Six modes of co-production for sustainability. Nat Sustain 4, 983–996 (2021).

https://doi.org/10.1038/s41893-021-00755-x

论文第一作者在Springer Nature Sustainability Community撰文，讲述本文的创作背景及研究体会：

https://sustainabilitycommunity.springernature.com/posts/six-modes-of-co-production-for-sustainability

来源：气候变化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