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9日，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志权教授与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胡静撰写的理论文章《财金协同 激发绿色贸易发展动力》发表在《中国财经报》上。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财金协同 激发绿色贸易发展动力

钱志权 胡静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创新发展绿色贸易。然而，当前我国绿色贸易面临前期投入较大、国际合规成本较高、市场溢价实现周期较长等现实挑战，企业难以独立消化“绿色溢价”所带来的成本压力。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发力是推动绿色贸易提质扩容的重要抓手，兼具成本缓冲与动能培育双重作用。在此背景下，财金政策有必要从碎片化支持转向系统化赋能，构建“税收调节—金融支持—公共服务”三位一体支撑体系，降低覆盖绿色贸易研发、生产、出口、合规等各环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成本压力”转化为“竞争动力”，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绿色竞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完善绿色贸易税收调节机制

完善绿色贸易税收调节机制，是降低绿色产品出口成本、培育绿色贸易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

一是实施差异化出口退税政策。当前，税收支持政策的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出口退税、所得税优惠与环保税之间缺乏有效协同，部分政策对“绿色”属性的界定不够清晰，使得绿色贸易企业难以获得精准支持。可考虑将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与出口退税分类管理相衔接，对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认证或产品碳足迹低于行业基准值的企业，试行即报即退制度。依托税务与生态环境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逐步建立企业环境信用与退税管理的动态联动体系。对于处于供应链关键位置的中小企业，可适当降低认证门槛，以第三方机构核验的碳数据作为退税依据，从而确保政策可及性与公平性。

二是建立专项税收抵免制度。企业为应对国际碳关税而发生的碳足迹核查费、国际认证费等合规支出，往往是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必要成本，但短期内难以通过产品价格完全传导。对中小企业而言，这类支出负担尤为沉重，不少企业因无力承担前期认证费用而错失市场机会。因此，可建立专项税收抵免制度，允许上述合规支出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按一定比例加计扣除。建议由商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制定合规支出目录清单，明确可抵扣的费用范围与标准。对于中小企业的认证费用，可设置更高的加计扣除比例，体现政策倾斜性。同时，建立第三方机构认证结果的采信机制，避免重复核查带来的额外成本。

三是研究碳关税退税机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意味着企业既要在国内承担碳市场履约成本，又要在出口环节面临碳关税额外征收的问题。这种双重负担若得不到合理化解，将显著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因此，研究设立碳关税退税机制，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制度性问题。具体操作上，可按照企业在全国碳市场的实际履约情况，结合产品出口量折算应抵扣额度。建立税务、生态环境、海关三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确保碳成本抵扣准确性与可追溯性。对于采用绿电等清洁能源的企业，可将其减排贡献纳入抵扣计算范围。通过明确国内碳成本与出口环节税收抵扣的对应关系，使企业在国内承担的减排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合理认定，避免双重征税带来的成本叠加问题，为企业提供清晰的政策预期。

创新绿色贸易金融支持举措

创新绿色贸易金融支持举措，是破解企业绿色转型融资约束、构建多元化资金保障体系的关键所在。

一是设立绿色贸易转型贷。当前，绿色信贷标准与贸易融资需求之间存在一定错位，制约了企业绿色转型融资的可得性。设立专项绿色贸易转型贷，可依据企业提供的国际认可环境产品声明报告给予优惠利率，并由财政给予适当贴息支持。将环境产品声明等国际通行的绿色认证纳入信贷审批的参考依据，有助于推动国内企业更加主动采用国际认可的绿色标准。对于中小企业，可探索由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增信支持，降低其融资门槛。同时，建立绿色项目库，对入库项目实行优先审批和差异化定价，引导信贷资源向绿色贸易领域倾斜。

二是拓宽绿色债券在贸易领域的应用。当前，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用于海外绿色基建项目或跨境绿色供应链建设时，面临较高的认证成本和发行门槛，削弱了企业拓展海外绿色业务的资金保障能力。可借鉴香港金融管理局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的经验，对发行绿色债券用于海外绿色基建项目或跨境绿色供应链建设的中资企业，由财政补贴部分认证费用。通过财政补贴方式降低债券发行环节的制度性成本，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筹集资金。

三是探索建立绿色贸易保险机制。当前，企业面对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新型绿色贸易政策，缺乏有效的风险对冲工具。一旦主要贸易伙伴调整绿色规则，企业可能面临突发的成本增加和市场准入障碍，影响其拓展海外市场信心。建议探索建立绿色贸易保险机制，发挥中国信保的政策性支持作用，开发针对碳关税风险的特别保险产品，对企业为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增加的额外成本提供风险保障。

健全绿色贸易公共服务财税支撑体系

健全绿色贸易公共服务财税支撑体系，是破解中小企业绿色转型能力瓶颈、保障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一是建设绿色贸易公共服务平台。中小企业是我国外贸发展的主力军，但在绿色贸易浪潮中普遍面临碳核算能力不足、国际认证成本较高等现实困难。市场化服务的高昂费用使许多中小企业望“绿”兴叹，难以迈过绿色转型门槛。对此，可设立绿色贸易公共服务专项资金，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比例配套，建设国家绿色贸易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国家气候战略中心、行业协会及第三方机构的数据资源，免费向企业提供绿色政策预警、产品碳足迹计算工具及国际绿色认证机构清单等服务。可参考浙江省碳效码改革经验，将企业碳效等级与公共服务资源挂钩，实现更为精准的帮扶。平台可设置分行业、分规模的个性化服务模块，满足不同类型企业差异化需求。

二是实施中小企业绿色领航计划。中小企业碳管理能力相对薄弱，难以独立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碳核算体系。随着跨国公司对供应链碳中和要求的日益严格，如果中小企业无法提供合格碳数据，将可能被排除在大型企业采购体系之外。因此，建议实施中小企业绿色领航计划，由有关部门牵头联合高校及龙头外贸企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专精特新外贸企业提供定制化的碳管理体系建设辅导，重点帮助其建立供应链碳数据收集能力，以满足跨国公司对供应商的碳中和要求。充分发挥高校和龙头企业在技术、经验方面的优势，将成熟的碳管理经验向中小企业传导。同时，建立辅导效果评估机制，确保服务的质量和实效。

三是建设技术性贸易措施评议机制。欧盟、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不断出台新的绿色技术法规，对我国出口产品形成潜在的市场准入障碍。这些法规往往在出台后留给企业的适应期较短，中小企业缺乏参与规则评议的渠道和能力，只能被动接受，错失应对窗口期。可支持建立绿色贸易技术性贸易措施评议机制，针对欧美发布的绿色技术法规草案，组织行业专家、法律顾问及受影响企业进行早期评议，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评议机制提出我方关切，将应对关口前移至规则酝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