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兼首席专家沈满洪教授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浙江实践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该专访于报纸头版刊登。
一、近年来，浙江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成效？
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浙江所取得的成效不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生态文化蔚然成风。“两山”理念让浙江人民对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等诸多关系有了更加全面正确的理解，并把这种认识转化成自觉行动。在杭州举办的第十九届亚运会之所以能够办成“无废亚运”，靠的就是广大民众的生态自觉。
第二，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森林生态系统全面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卓越成效，杭州成为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的主办地，就是对浙江，特别是对杭州的充分肯定。而且，浙江省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均呈现出全面好转的状况，地表水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从2004年的52.1%提高到2024年的98.6%。
第三，绿色发展成就显著。浙江高度重视生态经济化，对山区海岛相对不发达地区实施“一县一策”制度，全力以赴支持这些地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产业发展优势，从而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同时，又高度重视经济生态化，曾经因环境问题引发过群体性事件的几个县市区均成为绿色发展的样板。在严格的资源环境政策约束下，浙江照样在经济增长方面领跑东部、高于全国。
第四，绿色治理领衔全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浙江致力于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绿色治理结构。企业家的绿色创新、绿色创业、绿色创造精神和公众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相得益彰，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从2011年的56.19%提升到2024年的88.71%，充分彰显出以生态文明制度为核心的绿色治理的巨大威力。
二、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是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牵引性抓手，您认为，主要着力点在哪些方面？
浙江是“两山”理念的诞生地，也是“两山”理念的率先践行地。在“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浙江明确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的目标，我认为，核心体现在“更高”“更广”“更大”上。
一是更高的目标。20多年来，浙江先后提出绿色浙江、生态浙江、美丽浙江等生态省建设的战略目标，始终坚持绿色主线，并且实现迭代升级。从短期来看，领先于全国，率先建成美丽浙江；从中长期来看，在建成美丽浙江的基础上打造“诗画浙江”，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和谐协调发展。
二是更广的视野。浙江在陆域与海域、点源与面源、传统污染源与新型污染源的治理方面依然存在不平衡性。在继续加强陆域、点源、传统污染防治的基础上，需要更加着力推进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新型污染源的防控。在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过程中，能源问题成为突出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予以谋划，体现出中央前所未有的重视。为此，既要推进能源结构革命，大幅度提升新能源的占比；又要推进能源效率革命，大幅度提升能源生产率。
三是更大的力度。践行“两山”理念既要坚持“生态优先”，又要坚持“绿色发展”。浙江的发展方位大致上处于从非绿增长转向浅绿发展、从传统生产力转向绿色生产力的阶段。更高水平的生态省建设，必须以更大力度把浅绿色发展提升为深绿色发展，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绿色生产力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意味着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高效生态工业”“高效生态服务业”。“生态且高效”的目标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就是兼顾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先行省，必须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先行。
三、在您看来，如何将生态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绿水青山”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双重功能”。就生态功能而言，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人共享，浙江人民已经充分享受到生态环境改善所带来的绿色福祉。就经济功能而言，要在生态功能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的学者认为生态补偿就是生态优势转化经济优势，这不符合“两山”理念的本意。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可见，践行“两山”理念，推进生态优势的价值转化，第一位的是依靠市场机制发展生态产业，第二位才是利用财政手段提供生态补偿等。
为此，需要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一方面，通过绿色科技创新，提高绿色收益、降低绿色成本，使得“生态不经济”转化为“生态且经济”乃至于迭代升级为“生态且高效”；另一方面，通过绿色制度创新，致力于让市场机制在生态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随着生态资源稀缺性的与日俱增和生态产权界定成本的与日递减，让市场机制配置自然资源、环境资源、气候资源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浙江通过土地林地使用权流转，尽可能发挥规模经济效果；通过标准地改造，大幅度提高土地生产力，也提高农民的土地流转的资产性收益；通过专业化分工、专业化经营，既解决当地就业获得工资性收益，又探索农民创业获得经营性收益。正是让农民资产性收益、工资性收益、经营性收益等收入结构的优化，才使得浙江农民率先步入生态共富的道路。
当然，在特定的时间内，存在市场失灵的情景下，发挥“有效政府”的作用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生态产权难以界定、生态受益者难以区分的情况下，必须依靠生态补偿等财政转移支付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