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兼首席专家沈满洪教授就新质生产力与绿色转型发展议题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他认为，不能止步于“生态且经济”的绿色生产力，要迭代升级到“生态且高效”的新质生产力，走兼顾生态保护、资源节约与气候应对的发展道路，当前市场、政府、社会层面仍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制约转型，要把握替代性、互补性、适用性、演替规律四大原则用好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同时发扬革命精神，统筹推进绿色生产、消费、科技、制度四大革命，推动各类微观主体实现从“要我绿”到“我要绿”的转变。

“新”“绿”共生 迈向生态且高效的生产力发展新范式

从“经济不生态”的粗放增长，到“生态不经济”的转型阵痛，再到“生态且经济”的绿色突围，我国正迈入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的绿色发展新阶段。202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外发布。《意见》围绕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部署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和积极推进能源革命三项举措。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绿色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都以“新”与“绿”为核心，差别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绿色生产力的效率特征是“生态且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效率特征是“生态且高效”。这要求把绿色从传统意义上的“外部约束”转化为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属性”，从源头厚植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以政策协同破除堵点卡点，在产业升级、能源革命、消费变革中，实现从“要我绿”到“我要绿”的深层蜕变。

定调：从源头厚植绿色底色

“仅仅停留于‘生态且经济’的绿色生产力还是不够的，要完成向‘生态且高效’的新质生产力迭代升级。”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沈满洪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要走无害于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应对气候变化的生产力发展路子。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汪自书表示，绿色低碳不应被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约束条件，而应成为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保障条件。一方面，通过绿色生产方式降低资源消耗和排放，支撑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产业发展品质与产品溢价，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好的资源环境要素保障。

从理念到产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周毅进一步回答了“绿色化如何落脚于产业”的问题。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先进制造业坚持绿色化方向，关键是走好集约低碳之路，核心在于将低碳转型从成本负担转变为提升竞争力的内在驱动力，通过技术、能源、资源等要素集约优化配置，实现节能、降碳、提质、增效协同并进。

但从“绿色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仍有不少体制机制梗阻亟待疏通。

除障：提升政策工具协同性

沈满洪坦言，我们离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气候适应型社会的建设要求，仍有很大差距。

在他看来，当前的体制机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市场、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市场层面，符合绿色生产力要求的技术突破，在市场化过程中未必畅通，非绿色生产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保护既有市场份额；政府层面，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意味着政府配置功能弱化，因此经常出现政府部门决策与市场化改革相左的现象；社会层面，如果公众只购买绿色产品不购买非绿色产品，非绿色生产力就没有立足之地。沈满洪直言：“在一定程度上，非绿色市场的存在是消费者‘宠’出来的。”

汪自书认为，绿色环保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仍有薄弱环节，适用于中国国情和绿色发展实际的原创理论与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较少，导致部分企业绿色转型缺技术、等技术。同时，科技创新“产学研用”体系尚需深度融合，部分科研成果缺少转化和落地的路径。

为了扫除上述障碍，《意见》一方面从创新体系入手，要求持续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另一方面从政策协同入手，尤其是强调优化财税、金融、投资、环保政策等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协同使用。

不过，政策工具箱的协同效应尚未充分显现。汪自书在调研中发现，尽管财税、金融、科技和环保政策在促进地方绿色低碳转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环保政策、资源交易、价格调节和金融支持等环节仍难形成合力，导致生态产品定价难、交易难、实现难。他建议，打通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中的政策关联路径，从新质生产力产业发展链条构建一揽子政策体系。

沈满洪打了个比方：“‘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相当于中药药房，功能就是要备齐备足各种各样的中药，例如产业政策、产权政策等都要被纳入工具箱，但提升政策协同度就属于中医处方的属性了。”他进一步指出四条原则：根据替代性择优选用，避免“政策拥挤”；根据互补性强化组合效应，耦合使用“1+ 1>2”的政策；根据适用性分析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防止政策滞后于实践或政策超前于现实；根据演替规律把握不同阶段的适用政策，实现管制性制度与激励性制度并举。

蜕变：从“要我绿”到“我要绿”

以绿为底、以新为擎，绿色低碳转型的目标与理念相同，路径却分化而各有特色。“要我绿”，是把外部约束“倒逼”成内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我要绿”，则是因势利导把需求变成绿色供给的澎湃动力。

江汉油田的绿色转型，始于现实压力，成于主动求变。广斜77井场的两台储油罐，过去靠电加热器给原油升温。“加热单个储罐每年耗电13万千瓦时，就像只喂不饱的‘电老虎’。”该集团公司首席采油技能大师、江汉油田创新联盟负责人张义铁说。压力之下，广斜77井场以“光热+多能互补”替代原来的电加热系统，储罐单次加热时间由8小时缩短为2小时，单次加热耗电量大幅降低。

井场改造只是开始。江汉采油厂1000多口油水井横跨潜江、天门、仙桃等地，站点分散，能耗管控难度大。油田利用闲置土地开发光伏，将绿电延伸到井场、计量站、中转站，目前已建成4个碳中和示范井场，年消纳绿电超128万千瓦时，节能降碳成效显著。

江苏石油的绿色转型，则更像是被市场需求“牵引”出来的。企业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司依托布局全省的充电网点，精准对接市场用能需求、持续完善绿色出行网络，截至8月底，“石化易电”平台累计充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2025年，公司完成虚拟电厂资质注册，成为系统内首家具备虚拟电厂准入运营资格的单位。今年上半年，电力市场化交易代理用户电量突破2亿千瓦时，依托虚拟电厂平台整合全省站点光伏、储能等分布式资源，配合新型电力系统削峰填谷。从充电网络到虚拟电厂，绿色需求牵引着江苏石油从传统能源企业一步步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变。

“传统产业不等同于落后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也不意味着简单淘汰传统制造业。”周毅指出，应根据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分类有序推进设备更新、工艺改造、智能化转型和绿色化升级，对于同质化竞争较为突出的行业，应通过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产品差异化和服务模式创新，推动企业由单纯价格竞争转向综合价值竞争。

沈满洪还提醒，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有“革命精神”。既要推进绿色生产革命，以绿色、循环、低碳技术引领绿色发展；又要推进绿色消费革命，从每个个体、每个家庭、每个单位的“细胞”入手让绿色消费成为时尚。既要推进绿色科技革命，以科技创新提升自然资源生产率；又要推进绿色制度革命，让广大微观主体从“要我绿”转向“我要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