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地理版头条刊登我院副院长钱志权教授专访。文章阐释我国都市圈由“形聚”走向“神合”的深度同城化进程，剖析其对区域发展格局的绿色重塑与可持续影响。

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地域空间形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引擎，都市圈在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稳妥有序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发展壮大现代化都市圈”。

在全国都市圈建设中走在前列的长三角地区，也于近日印发了《建立健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提升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行动方案》，围绕实现“七个一”和加强组织实施等八个方面提出30项举措，将国家层面战略部署转化为区域层面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行动。

现阶段，我国都市圈建设呈现出哪些显著特征？还面临哪些挑战？“十五五”时期又将出现哪些新趋势？不同能级都市圈在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上如何差异化发展？就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生态文明智库联盟秘书长钱志权。

从“雏形初现”转向“深度同城化”攻坚阶段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看来，现阶段我国都市圈建设呈现出哪些显著特征？如何科学界定都市圈的空间范围与功能边界？

钱志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城镇化进程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都市圈作为承载发展要素、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空间形态，其最核心特征是从过去的“雏形初现”转向了“深度同城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攻坚阶段。第一，“轨道上的都市圈”正从蓝图变为现实。通过城际铁路、市域快线等交通骨干网络，让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功能整体。第二，产业协同的“化学变化”正在发生。通过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第三，治理模式创新探索进入“深水区”。要真正建设好都市圈，就必须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在规划协调、生态共保、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建立起更为有效的跨行政区合作机制。

科学界定都市圈的空间范围需遵循“核心是功能联系”的原则。除了考虑地理毗邻性，更看重实际的通勤联系、经济往来强度。通过大数据技术精准地分析出人员、资金、信息的流动轨迹，从而清晰地勾勒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具有高度功能一体化的都市圈范围。而划定功能边界，则更需要战略眼光和制度智慧。这包括生态边界，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守住都市圈的绿色家底；开发边界，明确城镇集中建设的物理界线；更重要的是产业与功能的边界，要通过规划引导，让核心城市“瘦身健体”，聚焦核心功能，让周边城市依据自身优势“强身健体”，承担起制造基地、物流枢纽、休闲腹地等特色功能，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的良性格局。

一场从“形聚”到“神合”的深刻变革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当前都市圈内部产业协同与创新生态构建面临哪些挑战？有哪些成功的产业协同模式或创新生态构建模式值得推广？

钱志权：当前，我国都市圈产业协同与创新生态的构建，正经历一场从“形聚”到“神合”的深刻变革，但也面临一些突出的结构性障碍。一是深层次行政壁垒。如规划不衔接、政策不协同、标准不统一等，使得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创新要素在跨区域流动时仍面临“玻璃门”“旋转门”。二是产业协同“有链条，无生态”。虽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但上下游企业、产学研机构之间缺乏深度互动，未能形成开放共生的创新集群。三是利益共享机制缺失。跨区域合作往往卡在“钱从哪里来、利往哪里分”的现实问题上。缺乏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得“集群共生”难以落地。

为应对这些挑战，“十四五”期间涌现出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探索。以下几种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平台公司”模式。其成功关键在于触及根本的“体制机制革命”。成立了由双方共同派员、实体化运行的管委会，并合资组建了市场化的开发公司。它探索了“政策就高不就低，成本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为企业创造了无差异的、最优越的营商环境。二是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飞地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将上海的“科技研发、市场网络、管理模式”与云南的“资源禀赋、制造空间、区位优势”相结合，形成了“上海研发+云南制造”“上海市场+云南产品”等多维联动。通过清晰的协议确立了长期、稳定的利益共享预期，并且由专业的园区开发运营主体进行市场化运作，确保了合作的可持续性。三是长三角G60“创新廊带”集群共生模式，通过共建共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联合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共同制定产业技术标准、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其成功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协同机制，以及建立了包括联席会议、产业联盟、联合基金等在内的多层次合作网络。

总体来看，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成功实践的关键要素：一是改革创新。必须勇于在体制机制上先行先试，敢于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为一体化发展扫清障碍。二是利益共享。设计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与补偿方案是维系长期合作的根本。三是市场化运作。政府应重在搭建平台、制定规则、优化环境，真正让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成为协同创新的主角。

我国都市圈发展将呈现四大趋势

中国经济时报：展望未来五至十年，您认为，我国都市圈发展将呈现哪些新趋势？不同能级的都市圈在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上应如何差异化发展？

钱志权：展望未来，我国都市圈发展将呈现四大新趋势。一是都市圈数字技术将从赋能工具升级为都市圈的“神经中枢”，交通管理、能源调度、应急响应等都将在一个全域感知、协同联动的“智慧大脑”指挥下运行，都市圈的治理效能和系统韧性将得到极大提升。二是“双碳”目标将深度融入都市圈规划、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跨区域的生态保护补偿、绿色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以及碳足迹协同管理机制普遍建立。三是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将在都市圈内实现前所未有的高速流动与高效配置，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式创新生态，极大激发全区域的创新活力。四是公共服务将从“异地通办”迈向“品质共享”，通过组建跨区域的教育联盟、医疗联合体、文化共同体，让居民在任何地方都能享受优质服务。

面对新趋势，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国家级核心都市圈，必须坚持“核心引领”与“制度型开放”并重，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核心区，率先建立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支柱。成渝、长江中游、中原等区域性重要都市圈。应注重“核心带动”与“区域赋能”相结合，承接国家战略资源的落地，围绕自身产业优势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高地，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引擎。以省会都市圈为代表的地区性培育型都市圈应聚焦于“强基固本”与“融合互动”，加速与周边市县的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政策“软连接”，率先在省内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促进省域一体化的关键抓手。

为了科学引导和有力保障各类都市圈的健康有序发展，顶层设计需要更加系统、精准和有力。一是分类施策。对国家级核心都市圈，应赋予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和先行先试权限；对区域性重要都市圈，重在强化其跨省域协调功能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能力；对培育型都市圈，则侧重于支持其补齐短板、强化内生动力。二是立法先行。以法律形式明确都市圈的治理架构、权责划分、规划协同机制和利益补偿办法，为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深度一体化提供稳定、权威的法治保障。三是金融支撑。可由中央财政引导、地方按比例出资并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专门用于支持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破解协同发展的资金瓶颈。四是标准互认。率先在电子证照、科技创新、信用体系、环境监测等关键领域，推动建立跨都市圈的数据共享底座和标准互认体系，强化区域协同治理的数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