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生态文化方向带头人王旭烽教授接受《浙江日报》理论版专访，与众嘉宾共同探讨吴越国对延续中华文明发挥的独特作用，其核心观点引用在文章《保境安民:吴越国延续中华文明的独特作用》上。

关于吴越国自身文化、科技等发展对延续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王旭烽教授着重强调了吴越国的文化贡献。这一贡献是建立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的大一统国体观上的。大一统国体观数千年来基本得到延续，却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严重挑战，中华大地被肢解，割据成为一种常态。而吴越国自始至终对中华民族大一统保持着捍卫的立场。这或许也源于士大夫精神对钱氏王族的渗透影响。在那个以武人烧杀抢掠为常态的时代，诸多区域出现了文明严重倒退的现象。正是把儒家文化作为主体意识形态，决定了吴越国君臣间能保持基本正常关系。从开国君主钱镠与晚唐大诗人罗隐的关系中，以往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君主对文人的私人情感与尊重，但若从五代十国特殊的文化生态来看，可知二人之间还有一种儒家文化相互渗透的关系，君主对这种关系的正向态度，也势必影响吴越国的治国理念。

吴越王朝与中原王朝乃至契丹的互动，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有着重要作用。王旭烽教授对此表示，吴越国的基本国策是奉中原王朝为正朔，这种关系首先便会体现在政体上，其中上贡与封赏是基本形态。另外，吴越国人的经商血液是不受约束的。当战争打断正常的交通要道时，吴越国甚至能通过海上航线，用茶叶、丝绸、瓷器等换取契丹的马匹。特别要强调吴越国对外贸易中茶叶贸易的地位。茶叶贸易对整个中华文明起着血脉流通的作用，是中华文明一大文化符号。吴越国对茶叶之路的开辟至关重要。当时动辄数万斤的贡茶运往北方,可测算出吴越国茶叶生产量的庞大。其与契丹之间的茶叶贸易，还促进了洲际交流，开辟了亚欧之间的茶叶之路。这些频繁而又规模巨大的茶叶贸易，让双方都获得了巨大利益、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进步，也为后来中国茶叶往北走向蒙古和俄罗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今天提到的万里茶道，可以说是从吴越国时期开始的。

最后，在讨论到“吴越国对后世尤其是南宋以降中华文明的影响”时，王旭烽教授回答道：“我认为，重新链接起良好的中华南北文化循环交流，是吴越国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在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有些时候免不了战争和暴力，导致一些区域饱受战火摧残，文明遭遇威胁。吴越国自始至终相对和平地赓续着中华文脉，且文学艺术、人才教育、民俗信仰、工艺营造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都十分显著。特别是纳土归宋这一举措。并非仅仅只是献上了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士卒，促成国土意义上的统一。钱俶亲率包括钱氏家族族人在内的3000多人北上汴梁，使江南文化以一种特殊而柔软的方式进人北国文化中心。这是一种以南方日常生活方式为主的展开，也是一种影响有影明力的人的传播，因此更具备普及性。”